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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知堂回想录》一七七 元旦的刺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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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译委员会既然决然从北京撤退,搬到香港去,从前在那里写作的人便发起一个惜别会,在什刹海会贤堂聚餐,我不记得是什么人发起了,只记得仿佛人很多,一共有两桌吧,主客当然是关琪桐,主人们里边只有王古鲁还是没有忘记,他那时是替他们译白鸟库吉的著作。大概这编译会迁移的事情决定的颇早,是在民国廿七年的上半年,所以我就赶紧作第二步的打算,因为从前曾在燕京大学教过十年的书,想在里边谋一个位置,那时燕大与辅仁大学因为是教会大学的关系,日本人不加干涉,中国方面也认为在里边任职是与国立的学校没有什么不同。我把这意思告知了在燕大担任国文系主任的郭绍虞君,承他于五月二十日来访,送来燕大的聘书,名义是“客座教授”,功课四至六小时,待遇按讲师论,但增送二十元,以示优异。其后因为决定每星期只去一天,便规定两种功课各二小时,月薪一百元。日记上有这几则记事:

“九月十四日,下午丰一带燕大点名簿来,绍虞约十六日午餐。

这样的不觉过了四个月,转瞬又是一年了。我本不会做诗,不知怎的忽然发起诗兴来,于十二月廿一日写了这三首,仍然照例的打油诗,却似乎正写得出那时的情绪,其词云:

这事件的经过已经约略叙说过了,现在便是想一问询这位暴客的来访的意义与其来源了。这案始终未破,来源当然无从知悉,但这也可以用常识推理而知的。日本军警方面固然是竭力推给国民党的特务,但是事实上还是他们自己搞的,这有好几方面的证据。第一,日本宪兵在这案件上对于被害者从头就取一种很有恶意的态度。一日下午我刚从医院里回家,就有两个宪兵来传我到宪兵队问话,这就是设在汉花园的北京大学第一院的,当时在地下室的一间屋子里,仔细盘问了有两个钟头,以为可能国民党认为党员动摇,因而下手亦未可知。以后一个月里总要来访问一两次,说是联络,后来有一次大言治安良好,种种暗杀案件悉已破获,我便笑问,那么我的这一件呢?他急应道,也快了。但自此以后,便不再来访问了。

过了十天,便是民国廿八年(一九三九)的元旦了。那天上午大约九点钟,燕大的旧学生沈启无来贺年,我刚在西屋客室中同他谈话,工役徐田来说有天津中日学院的李姓求见,我一向对于来访的无不接见,所以便叫请进来。只见一个人进来,没有看清他的面貌,只说一声,“你是周先生么?”便是一手枪。我觉得左腹有点疼痛,却并不跌倒,那时客人站了起来,说道:“我是客。”这人却不理他,对他也是一枪,客人应声仆地。那人从容出门,我也赶紧从北门退归内室,沈启无已经起立,也跟了进来。这时候听见外面枪声三四响,如放鞭炮相似,原来徐田以前当过侦缉队的差使,懂得一点方法,在门背后等那人出来时跟在后面,一把将他拦腰抱住,捏枪的手兜在衣袋里,一面叫人来帮他拿下那凶人的武器。其时因为是阳历新年,门房里的人很多,有近地的车夫也来闲谈,大家正在忙乱不知所措,不料刺客有一个助手,看他好久不出来,知道事情不妙,便进来协助,开枪数响,那人遂得脱逃,而帮忙的车夫却有数人受伤,张三伤重即死,小方肩背为枪弹平面所穿过。

第二,刺客有两个,坐汽车来到后面的胡同,显然是大规模的。但奇怪的是,到家里来找我,却不在我到海甸去的路上,那是有一定的日子和时刻的,在那路上等我可以万无一失,也不必用两个人,一个就尽够用了。民国十五年燕大初搬到海甸的时候,我曾在一篇文章里说过上学校去的行程道:

禹迹寺前春草生,沈园遗迹欠分明。偶然拄杖桥头望,流水斜阳太有情。

禅床溜下无情思,正是沉阴欲雪天。买得一条油炸鬼,惜无白粥下微盐。

橙皮权当屠苏酒,赢得衰颜一霎红。我醉欲眠眠未得,儿啼妇语闹哄哄。

受伤的人都送到日华同仁医院去医治,小方经过消毒包扎,就算行了,沈启无弹中左肩,没有伤着心肺,就只是弹子在里边,无法取出,在医院里疗养了一个月半,创口好了,也就出了院。我的伤一看似乎很是严重,据医生说前年日本首相滨口雄幸在车站被刺,就是这个部位,虽然一时得救,却终于以此致命。我自己觉得不很痛,以为重伤照例是如此,乃在爱克斯光室里,医生却无论如何总找不着子弹,才知道没有打进去,这时候检查伤口,发现肚脐左边有手掌大的一块青黑色,只是皮面擦破而已,至于为什么子弹没有打进去,谁都不能解说得出来。到了第二天早上起来穿衣服,这才一下子省悟了,因为穿一件对衿的毛线衫,扣扣子到第三颗的时候,手触到伤处觉得疼痛,这时乃知道是这颗扣子挡住了那子弹,却也幸亏那时钮扣穿得偏左了一点,如果在正中的话那也无济于事。这扣子乃是一种化学制品,并非金属,却能有此作用,当日警察检查现场,在客室地上拾得一颗子弹,系铅质的已经扁了,上面印有花纹,就是那毛线衣的钮上的。

十六日,上午十一时往朗润园,应绍虞之招,共二席,皆国文系教员,司徒雷登吴雷川亦来,下午三时回家。”

十五日,上午九时雇车出城往燕大,上下午各上一班,午在绍虞处饭,吴雷川亦来,三时后出校,四时顷回家,付车夫一元。

侥幸那一天枪弹打在毛线衣的扣子上,也侥幸那刺客并未打第二枪,所以我得以拾得这一条性命。在一月八日又做了两首打油诗,以为纪念:

不是渊明乞食时,但称陀佛省言辞。携归白酒私牛肉,醉倒村边土地祠。同时在日记上写道:

“十二月廿三日,下午得李炎华信,系守常次女也,感念存殁,终日不愉。前作诗云,流水斜阳太有情,不能如有财有令誉者之摆脱,正是自讨苦吃,但亦不能改耳。”尝以三诗写示在上海的匏瓜庵主人(沈尹默),承赐和诗,末一联云,斜阳流水干卿事,未免人间太有情。指点得很是不错,但如我致废名信中说过,觉得有此怅惘,故对于人世未能恝置,此虽亦是一种苦,目下却尚不忍即舍去也。

“假定上午八时出门,行程如下,即十五分高亮桥,五分慈献寺,十分白祥庵南村,十分叶赫那拉氏坟,五分黄庄,十五分海甸篓斗桥到。”现在却是大举的找上门来,不用简单直捷的办法,岂不是为避免目标,免得人联想到燕大去的事情么?这安排得很巧,但也因此显露出拙来了。我到燕大去当了客座教授,就可以谢绝一切别的学校的邀请,这件事情第一触怒了谁,这是十分显而易见的事情。

但思忍过事堪喜,回首冤亲一惘然。饱吃苦茶辨余味,代言觅得杜樊川。忍过事堪喜系杜枚之句,偶从《困学纪闻》中见到,觉得很有意思。我从前喜言苦茶,其实是不懂吃茶,甚为世所诟病,今又说及苦茶,不过渐有现实的意味了。